按皇家赐建的梵净山“敕赐”碑记载，明万历四十六年由明王朝赐封的“五大皇庵”为：承恩寺（即坝梅寺）、天庆寺、朝天寺、天林寺（全毁），天池寺（即护国寺）“敕赐”碑中划定“五大皇庵”所管辖的范围是“东南至平省（即平头司、省溪司）东至乌罗司，西至提溪司，北至朗溪司。”（注：古人方位定向与今人不同，为北北向。）此赐封令颁发后，各皇庵自行按照指定范围，按照一定比例征收“皇粮国税”，当时行使征缴权的皇庵仅为三个。一是天庆寺；二是天池寺（即护国寺）；三是承恩寺。但唯天庆寺和天池寺（护国寺）管辖并征缴时间最长，范围也很固定。从1618年至1949年，共计331年，按当地遗留的地契文书，缴纳《差票》证实，又根据当地老人提供的资料称：过去天庆寺征皇粮国税范围一直到乌罗地方，统计下来计有3000个堂屋和3000火龙坑，每个堂屋和火龙坑按一碗米交“皇粮”，没有大米就用黄豆抵数，两碗黄豆抵一碗大米，完了皇粮就由天庆寺出具“差票”，地方政府也不再派粮派款，并受到皇庵保护。护国寺征缴范围较窄，总量不到1000个堂屋，每年每个堂屋交二两茶叶抵“皇粮”，形成了例规，直至1949后才停止交“皇粮”。
另外从当地保存的地方文献资料得知，天庆寺的庙事活动在民间发掘较早的史料有五代十国时期，即天汉元年（917年），天庆寺发展成了梵净山西北部皇庵之首，由于香火旺盛，庙地不断扩展，到清乾隆初年（1736年），庙地山场置地范围已超过了两万亩之阔，地方史料载天庆寺之旺，主要源于清康熙年间的“三个大德”，一是思南知府王平，二是朝廷编修谢国梗，三是翰林院编校，后出家天庆寺住持深持大师，三个高人为把天庆寺沸腾鼎盛，做了三个惊天动地的特色独创，“一是天庆寺泉水点豆腐、细嫩鲜美；二是宣扬天庆寺仙人运巨石，奇不堪言：三是天庆寺三更鸡鸣之后，可闻天庭晨钟”。这一时期，闻讯而来求神拜佛，旅游观光，纵观天庆寺奇事和品美的，滞留听天庭晨钟的不同方位，不同层次的香客络绎不绝。在这一时期有记载的在寺僧人已达67人，另有庙役、信众常年近百人在庙中服务忙碌，还难于应酬，每天黄豆用量最多的时候达10箩(担)以上，菜油用量在100斤以上。思南府还以公文告示广告民间，推行朝山奖励政策，凡连续三年到皇庵朝拜进香的信士奖佛经一册，连续朝山达五年奖《金刚经》一册，竹质佛像1枚。
天庆寺香火保持特旺境地至清乾隆五年(1740)，当地部份山主民众勾结湖南矿商到太平寺，金厂河流域一线采集金矿。乾隆七年（1742年）思南知府李大椿视察天庆寺，寺僧叫苦不迭，思南府为增加收入将开采权收归府管，采取四六抽课，矿商交纳课税后便获得合法开采权，到处找富矿、破坏庙地，天庆寺住持僧圆昌等状告不法矿商随意破坏庙地的现况，随即思南知府胡式瑗，朗溪长官司正长官田大爵、副长官任秉鉴、按总督部院之意。伙同寺僧、矿商，按照天庆寺所持地契界线，以思南府官方印件树立界碑，加以保护、停止开矿，对不法矿商罚纹银3000两，查封矿洞。其界碑曰：“东抵沙子凹跟岭直上梵净山金顶；南至月镜山跟岭直上九皇观以下；西至牛角洞跟岭直下象鼻岭；北至金厂大雷口跟岭直上大尖峰、沙子凹为界”。疯狂采金才得以停止。
另据藏于天庆寺周边半径60华里山民民间五代十国时期天汉元年(917年)；清乾隆二十四年(1759)，清嘉庆八年(1803)，清道光十八年(1838)，清同治十二年(1873)：清光绪十二年(1886)清宣统元年(1908)，中华民国十二年(1923)；中华民国三十一年(1942)，中华民国三十三年(1944)等署名天庆寺庙事活动，田契、租赁、鼎当，差票、收据以及天庆寺合法征缴皇粮国税的差银票据、数量，押有“皇庵天庆寺之印”，“儒释道宝”、“天庆佳宝”“天庆寺印记”等字迹清晰与难于辨认的天庆寺公印和住持僧私印及收讫印章数枚。形成往来押印字据，从这些历史文献和印件中，可以真实地再现天庆寺的管理历史。以及历代封建王朝对皇庵的管理模式和大政之策，历史上的皇庵地位并非图有虚名，而是正规行使管理权限的皇家机构，这是一批值得深究的，与天庆寺界碑和其他文物具有同等价值的、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。正因为有这些历史文献记载，证明天庆寺历史上按三千个堂屋和火龙坑的山民住户计数是吻合的，行使皇庵管理并非传说而是史实，以“火龙坑”征皇粮之谜有了初解。（肖忠民：现为贵州省文史研究会会员、印江县县志的主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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