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屋是我们的根据地

每当父亲说起我家关于老屋的故事时，总少不了对我说：“你就是在这个屋里出生的！”说起老屋来，我只知道它建造时间久远。具体是哪年建造，我还不能确切回答。今年春节期间，我回老家看望大哥大嫂，特意问了大哥一句：“咱们老屋究竟是哪年建的？”大哥说：“是我4岁那年建的。我今年82岁，老屋的年龄应该是78岁！”在我们那里(和林县舍必崖乡西蒙营村)，早年农村老百姓的房子，几乎全是土木结构，这样的房子能够支撑近80个春秋，实在不是易事！现在看上去，老屋明显破败：它的前檐椽子大都严重向下倾斜，甚至断裂；墙壁上的土坯也零星坍塌，屋顶上长满了野草。像一个病态的老人，虽然精神不振，但仍坚强地挺着！

老屋一共有三间半，向阳，正房。

早些年，大哥、二哥和我弟兄3人全和父母住在一起，我们住的是居室有二间大小，炕是用土坯垒的，当地俗称“顺山炕”，宽宽敞敞，睡5个人谁也不挨谁。屋地是用旧式砖铺的。顶棚是高梁杆皮编织的席片，虽然不够严实，但也可以隔风保暖。炕上的围墙是专门请匠人画的：古装戏人物、亭台楼阁、虫鸟山水，内容颇多，可算屋内一大景观。窗户除了并列安装两块约50公分见方的大眼玻璃外，其余或长方形或正方形的窗子全是糊着白麻纸。每年过大年之际，每扇窗户上还要间隔对称地贴上一些五颜六色的窗花，远远看去，颇为醒目！

我们住的居室内安有两套门：靠里的是扇双扇门，靠外的一扇俗称为“风门”的门。北墙下，横置一件双箱大红柜。那是当年父亲专门请木匠制作的，是老屋内唯一像样的摆设。柜内大都是放一些四季衣服等物品。记得，大红柜上专门安置一把铜质的锁子，无论开启还是锁上，只要将长而粗壮的钥匙伸入锁眼，然后有序而规律地或左或右拧上几圈儿，由于钥匙拨动了锁芯的锁簧，锁子就会随之发出几声叮叮的金属声，随之，锁子就开启或锁上了。紧靠东墙的一角还放置一个不显眼的小橱柜。紧靠橱柜立着几个瓷质大瓮，或盛水、或腌菜、或放米面。紧挨窗户和炕的一角是一盘灶台，点火做饭全靠推拉一木制风箱鼓风。

我们住的居室靠东的另一个单间是大哥成家后的居室。其屋内除了一盘小炕和一个灶台外，再没有多少其他家俱，所需炊具都和父母共用。

紧靠我们居室西侧的那半间屋里，靠墙的正面专门做就一个1.5米见方的木制台面，台面上设置一个较为精致的神龛，龛内供俸一佛像，佛像前设一香炉。每到过年过节，父亲都要在佛像前跪拜、烧香。虽然是半间房的空间，面积不大，但神龛就占去三分之一的空间。平时一般无人出入，乍一进去，颇显肃穆雅静，还可闻见淡淡的香火味儿。

后来，紧靠神龛那半间屋的西侧，父亲又东拼西凑盖了两间屋：靠西的那间是单间，靠东的那间和神龛占的那半间连通（墙上开一门通行），于是神龛占的那半间就成了外间。后来二哥娶妻成家，里屋就成了他的居室。

新建造的房子虽然房子仍为土木结构，但与以前相比宽畅多了。这样，正面的房子，算起总共就是5间半了。

再后来，到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父亲还是奋斗不止，又在院子的东西两侧先后分别建了四间房，或圈牛羊、或储粮食、或放杂物。接着在院子的南侧还垒了两米多高的土坯墙，墙的中段开设了院门（俗称二门），门是双扇实木门，一寸厚，可上锁。经过父亲的不懈努力和辛勤付出，一处整洁的农家小院座落在我们村的最南端。

我的父亲年轻时曾念过几年私塾。因为父亲肚里有墨水，是村里典型的文化人。父亲爱读书、更爱读历史类的书。特别是对《三国演义》中的一些章节和人物，总是评述得有声有色，有滋有味儿。每每遇到农闲季节或天阴下雨，村里的一些老者们总是三三两两地踱进老屋，坐在老屋的热炕头上，然后各自从衣兜里掏出随身携带的旱烟袋，抽起烟来，顿时老屋里烟雾缭绕，呛得人们咳嗽不止。接着，这些来客边吸烟，边接二连三地向父亲提出关于《三国演义》里一些相关人物的问题。父亲讲得津津有味，来客听得如痴如醉。我家的老屋简直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免费说书厅”。

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父亲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一副麻将牌，于是村里的一些麻将爱好者不请自到。他们中主要有住在村北头的海林哥、三马哥，有住在当村的云成哥和住在我们屋后的云庆哥。记得那时我家有一张80公分见方的桌子，高约30公分。平时不用时立在墙角。每日下午爱好麻将的那些人来到老屋后，父亲就准时把方桌放在坑的中央，方桌上还铺一块紫红色的薄线毯，然后抓蛋儿、定位、洗牌、垒牌。只要空闲，这些人总是循着老路，迈着八字步踱到我们的老屋玩麻将。我的父亲有时也参与其中，但更多的是和母亲一起观战、服务。对来客不但免费供水、供茶，遇到特殊情况，还提供些许食物。

我的父亲，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离我们而去。像人一样，我家的老屋也到了晚年。每经历一年风吹雨淋的折磨，它就愈显破败衰弱。村里有人建议我们把老屋拆掉（我和哥嫂们早已住进了新屋），我和哥嫂们商量后，都不同意那样无情地拆掉老屋。因为，多少年来父母在老屋这块根据地养育了我们，它已经和我们建立了深厚感情，还是让它自然消失，我们心里舒坦些。